朱棣一生摧毁过很多事物，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拆掉自己住过的燕王府。那曾经的旧宫殿，混迹于新皇宫里，像一株老树，生根发芽。为了保存燕王府，新宫殿只能整体横移。由于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移已无空间，于是，新宫殿的中轴线米，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上，尘埃落定。
旧宫殿（燕王府）代表着他的来路，新宫殿（明紫禁城）代表着他的去处。从旧宫殿到新宫殿，他死去活来，折腾了 20年（自公元 1399年开始“靖难之役”到 1420年紫禁城落成），尽管空间上的距离，只有 150米。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历 1368年 1月 23日，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这项自洪武三年（公元 1370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公元 1375年）突然停止。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他舍弃了六朝故宫一直延续的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传统轴线，在钟山南麓，填掉燕雀湖，将金陵王气收束在这座新的紫禁城内。
关于南京城的风水，当年诸葛亮到达东吴，看见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就曾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都也。”
假若朱棣后来不是去了北平，见识了帝国北方的天地浩大，目睹了元朝故宫的气势恢宏，或许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城里待上一辈子。帝国的边疆城市北平，也不会在他的手里，重新变成国都。
正是因为洪武十三年（公元 1380年）， 21岁的燕王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帝国的剧情，才在他的手里发生了反转。
朱棣在北平住的燕王府，具置一直众说纷纭。有学者觉得，它在太液池西岸，元朝从前的西宫内；也有的人觉得，它其实就在元朝紫禁城的大内中。从史料上看，燕王府的正殿名叫承运殿，面阔十一间，次殿圆殿、存心殿，面阔皆为九间。间，是中国古代建筑术语，指殿宇前后四根柱子之间的位置。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就是面阔十一间。在古代皇权社会，建筑无小事，根据礼制的规定，十一间、九间的规制，唯帝王才配享有，而王府的规格，最多只能在九间或九间以下，而燕王府的正殿竟然面阔十一间，显然已经逾制。
二十多年后，这成为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指控朱棣的把柄之一——他把四王爷居住在元朝天子宫殿内的行为定性为“僭越”。朱棣于是上书皇帝，做了这样的自我辩解：
此盖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营缮”条云明言：燕因之元旧有，非臣敢僭越。
意思是说，住在元朝故宫，这是父皇的旨意，况且 20多年来，始终没修缮、扩建，跟各王府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如何谈得上“僭越”呢？
朱棣没有说谎，燕王府之所以逾制，的确拜其皇考（也就是他的父亲朱元璋）所赐，因为朱元璋确曾说过：“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燕王府的“逾制”，是为了节约建设经费，因此沿用了元朝的旧宫殿，这一点得到朱元璋的认可，其他各王不能效仿。元故宫中，唯有太液池东元朝大内的正殿大明殿面阔十一间，而太液池西隆福宫和兴圣宫的正殿，面阔只有七间，因此能判断，燕王府的正殿，就是元朝天子曾经的正殿——大明殿。
元朝的大明殿，在今天紫禁城西路慈宁宫的位置上。包括大明殿在内的元朝三大殿，被改造成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自南向北）三大殿。而今天武英殿前那条弯弯的御河，从前正是三大殿前的金水河。金水河上有三座青白石桥面、汉白玉栏杆的拱桥，那是燕王府的金水桥。三座金水桥中东侧的一座保留到了今天，就是今天武英殿东的彩虹桥。
朱棣曾与兄弟们一起回到中都祭祖，目睹过凤阳紫禁城的壮丽雄浑。当朱元璋废中都而建南京，朱棣更是目睹了南京紫禁城的巍巍浩荡。但父亲的这两座城，都抵不过当年忽必烈的紫禁城，以至于朱元璋攻打下元大都以后，若不是考虑到“元人势力仍潜留北方，现在就继承其旧，尚不适宜”，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北平建都。此刻，20出头的朱棣，成了这座旧宫殿的主人，目睹着这浩大宫殿的金黄灿烂、壮阔无边，君临天下的野心，或许就在这时勃然而生。
的确，在朱元璋的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在刀光剑影中长大，少年时随将士们出征的经历，捶打了他的筋骨和内心，让他变得风雨难侵。在朱元璋心里，朱棣慢慢的变成了众藩之首。但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翰林学士刘三吾“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一语道破了朱棣的硬伤——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棣不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这两位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碽妃，而不是朱棣后来让史官们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没有正统嫡传的身份，这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这宿命，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的履历天生不合格。
但是，在朱元璋的心里，朱棣依旧是有分量的。朱元璋死前不久，还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说：“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
攘外和安内，承担这两项重任，朱棣都是不二之选。而且，他是诸王的核心，只有他才能率领诸王，抵御边患，安抚黎民。这是朱元璋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了，几天之后，朱元璋就突然撒手人寰。
太子朱标早亡，皇位传给了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年轻望浅的大侄子实在不是对手。
不知道朱棣对帝位的觊觎，有多少源自天性，又有多少得到了这大内宫殿的助长。站在元故宫里，站在帝国北方辽阔的天际线下，那曾经属于蒙古人的视野，不只带给他巨大的空间感，也鼓起他非凡的勇气和力量，让他藐视如烟似幻的南京，当然也藐视南京紫禁城里那个文质彬彬的玉面小生。
元朝的皇宫里，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他与皇位之间的关系，似乎已隐隐地注定。
建文元年（公元 1399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明史》说：“燕兵入，帝。”又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不知所终”，似乎在暗示朱允炆并没有死去。朱允炆是死是活，从此成为明朝最神秘的事件，一直争论到今天。随着朱棣的在龙椅上缓缓坐定，永乐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永乐元年（公元 1403年），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 1406年），又下诏明年（即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关于北京紫禁城的始建时间，史料中有永乐五年（公元 1407年）和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两种记载。实际上，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紫禁城营建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密议”阶段。那时大明王朝建立还不到 40年，就已经营建了凤阳、南京两座皇城。朱棣一上台就营建第三座，如此密集的浩大工程，必将受到朝臣们的反对。因此，他纵然贵为皇帝，也只能采用迂回策略。诏书说“建北京宫殿”，并没有说是建紫禁城，也能够理解为对元故宫（也就是从前的燕王府）修修补补，作为他北狩的驻跸之所。而元朝的琼楼金阙，无疑又为营建北京紫禁城的意图提供了最佳的隐蔽手段，使大规模的采料行动和最初的营建得以瞒天过海。这一王朝机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晓，其中就包括总揽工程事宜的泰宁侯陈珪。
永乐七年（公元 1409年），朱棣北狩，住在燕王府内，调动军队征讨鞑靼和瓦剌。此后朱棣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督造紫禁城的意图明显。由于他居住的旧宫殿同时也是新宫殿的建筑工地，因此，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太液池西岸的元隆福宫和兴圣宫进行翻修，以便朱棣在紫禁城建成以前居住。这一年，朱棣回南京待了几个月，目的也是腾出元故宫大内，让新宫殿的建设工程全面展开。
根据故宫博物院前辈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十三年到十四年（公元 1415 —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这一段时间点，刚好在第二个阶段——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建设全面开工以前。开篇提到的萧洵，就在这时抵达北平。他担负的使命，正是拆除元故宫。建筑学家林徽因称他为“破坏使团”。然而，作为“强拆队”的一员，他身怀破坏使命，遍览元故宫之后，却萌生了对这座故宫的无限热爱与惋惜。他写《故宫遗录》，就是要让那光辉璀璨的元代皇宫，在文字和记忆里永垂不朽。
在嘈杂的拆除声中，那个曾属于元朝的世界消失了，一个以光明命名的朝代，化作一片琼楼玉宇，刷新着曾经属于元朝的空间记忆。挖护城河的河泥，也堆成一座镇山（明代称万岁山或煤山，清代称景山），以镇住前朝的“王气”，确保大明王朝的千秋万岁。它也成为这座崭新皇城的几何中心。因此，与元朝故宫相比，明紫禁城的位置向南稍稍错开了一里左右。
朱棣一生摧毁过很多事物，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拆掉自己住过的燕王府。那曾经的旧宫殿，混迹于新皇宫里，像一株老树，生根发芽。为了保存燕王府，新宫殿只能整体横移。由于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移已无空间，于是，新宫殿的中轴线米，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上，尘埃落定。
旧宫殿（燕王府）代表着他的来路，新宫殿（明紫禁城）代表着他的去处。从旧宫殿到新宫殿，他死去活来，折腾了 20年（自公元 1399年开始“靖难之役”到 1420年紫禁城落成），尽管空间上的距离，只有 150米。
随着新中轴线的确立，被保留下来的燕王府三座大殿，也就成了紫禁城西路的重要建筑。
为了与东路的文华殿对称，在燕王府三座大殿的南侧，又加盖了一座武英殿。这座加盖的建筑，夹在仁智殿与御河之间，离御河只有咫尺之遥。这布局，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局促。
只不过在今天的故宫西路，已不见当年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三座大殿，它们与武英殿的空间关系，已被岁月抹去。
中轴线的东移，使紫禁城从此不再依傍太液池。这刚好暗合着大明王朝“从‘逐水草而居’的元人民风，回到汉文化尚中正平稳的农耕格局上”。
从永乐十五年算起，紫禁城的建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即使从永乐五年算起，也只有 13年左右。北京紫禁城，是明朝初建的半个多世纪里，继凤阳中都、南京皇宫之后建造的第三座皇宫了。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如此众多的宫殿，有可能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建成吗？
与西方古建筑偏爱石材相比，中国古人更偏爱木构建筑。木建筑有很多优点，比如取材方便，施工便利——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其实，木材的获取也堪称艰辛。不同于民居的就地取材，紫禁城所需木材，大多生长在南方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30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
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 13年后。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所以，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负责建筑结构，小木作负责装修和家具。室内与室外、居住与生活，在木质的香气中浑然一体。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
比如斗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性。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数字。这种材分制度业已形成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有学者觉得：“中国传统营造，是唯一将模数（module）彻底实践出来的建筑系统。在唐代已见端倪，在宋代已经很成熟。很难想象，一座房子，一套家具，一组屏风，一张画轴，一个窗，说玄一点，包括透过窗牖所见的院子风景，都和模数有关。”而紫禁城，又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11000多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间，进而控制了时间。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紫禁城的营建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次壮举。所有的工匠，在联袂完成影响未来 600年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主要有八个专业团队，分别是瓦作、木作、石作、土作、油作、搭材作、彩画作、裱糊作，共称“八作”。
单士元先生说：“当时参与施工的各工种技师，有人估计为 10万，辅助工为 100万，亦无各工同时并举、流水作业之可能。故宫上万间木结构房屋所用木材共有若干立方米……原来从深山伐下的荒料大树，经过人工大锯，去其表皮成为圆木，或再由圆木变成方材，柱、梁、檩、枋均刻榫卯，尺七方砖、城砖等均要砍磨。今日维修古建工具已新异，每日一人亦只能砍磨成10块，从数万到数千万治砖过程，亦非短时间能完成。”
没有这种“模数制”，不仅朱棣重建北京紫禁城不可想象，像长城这样的“超级工程”就更会成为痴人说梦。
正是这种“模数制”，让秦始皇，以及历朝历代热衷于修筑长城的帝王——当然也包括朱棣，心里有了底气（尽管在秦代，还没形成系统的材分制度）。因为长城，就是由一个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标准件组成的。这些标准件包括墙身、敌楼、烽燧等。因此，长城如同紫禁城一样，并非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综合体。由此，我们大家可以破解长城得以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皇帝的任期内完成（或重建）的秘密。
假若有一个人真的从嘉峪关走到居庸关，再走向苍茫云海间的山海关。这漫长的行旅中，他的视觉一定不会疲倦，因为长城是依托地势而建，而自西北、华北再到东北，地形的巨大变化，使得结构单调的长城处于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这就是长城的神奇之处，它匍匐在大地上，像一幅展开的手卷，潜伏着太多的曲折，包含着无限的可能——可以攀上陡坡，也可以跌入谷底；可以高悬于悬崖，也可以蛰伏在黄土中。中国建筑里，放置了太多关于空间的悬念，又对这些悬念给予了最圆满的解答。
朱棣最早是在永乐四年（公元 1406年）下诏，于永乐五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的。但永乐五年之后，营建北京宫殿的记载却在史料中消失了，像一段隐秘，蛰伏在时光的背后。直到永乐十五年六月，有关兴工的记载才重现于史籍，造成史学界为紫禁城始建年代争论不休。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自永乐五年至永乐十五年这十年间，宫殿的地下工程已悄然进行，构成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明朝后来的权臣严嵩说：“作室，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等。”一语道出打地基的难度。在辉煌的紫禁城浮出地平线之前，打地基的工程更加艰巨。三大殿的三层石台基，面积 25000平方米，基高 7.12米（不包括栏板高度），地基的深度也在 7米左右。仅这一处，开挖的总土方量，应在 20万方左右。而整座紫禁城地基最深的地方，地基达到16 —17米。故宫的考古实勘证实，整座紫禁城建筑在一个完整的人工地基垫层上。这些地基垫层分片构筑，又彼此连接，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堂红”。更加不用说在这地基之上，还有纵横交错、条理分明的排水系统，使整片建筑足以抵拒所有的暴风骤雨。
从元故宫大内到明紫禁城，地基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建筑规格却基本一致。比如元大内东西宽 744米，南北长953米，明紫禁城东西宽 753米，南北长 961米，宽度和长度，分别只比元大内多了 9米和 8米。在这浩大的宫殿里，这样的差异几近于零。元代宫殿的面阔、进深、高度，也都与明代相合。这部分得益于工部郎中萧洵所著《故宫遗录》、尚书张允测绘的《北平宫室图》，留下了元大内的一手史料。
在建筑形式上，明紫禁城与元大内更是如出一辙。元大内崇天门与明代午门，宫城四隅的角楼，三台之上建的正殿，二者间都能够找到惊人的对应关系。明紫禁城，几乎就是元大内的翻版。那个消失的元故宫，依然活在明代紫禁城里。甚至明紫禁城中大量使用直接拆下来的元故宫构件。因此，那些消失的建筑，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另一个身体里。
我们当然不希望从前朝代的宫殿被肢解，希望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宫殿都完整地进入下一朝代，如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都能像西方的石质建筑那样，具有穿透时间的力度。但木的哲学并非如此，木建筑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永恒，即使西方石建筑也不能永恒，那些文明的废墟无不证明这一点。只有生命的接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永恒。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
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殿，在它背后，是 500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重建。因此，真正的紫禁城，并不是在朱棣主持的那三年，或者十几年中完工的，这是一项持续了600多年的工程。就像横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赴后继地，持续了2000多年。敦煌莫高窟，自南北朝至元朝，也经历了 1000年层层累聚。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可能会成为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新陈代谢的生命体。
我们的文明，就是在永恒的接力中，层层递进，生生不息。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都有它的尽头，但那尽头并不是真正的尽头，正如一个生命的终结，恰恰是另一个崭新生命的开始。
本书由文化学者祝勇与摄影家李少白联袂出版，文字由祝勇撰写，图片则由有着“故宫摄影第一人”之美誉的李少白配置。它遴选了故宫中有代表性的建筑，以文化散文的笔触讲述了其历史渊源、建筑形制和审美功能，并细述了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历史变迁，由此围绕生命、权力、家国等主题做出了深邃而独特的思考。整个作品文笔轻盈灵动，语言清晰流畅，同时又富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字里行间浸润着一种炽热的文化情怀与历史关怀。书中的图片则是李少白先生从自己数十年拍摄的故宫照片中遴选出来的上乘之作，气象宏大，光影鲜丽，轻重相宜，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上的冲击力和审美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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